我们都是马路的过客：从上海路名说开去之3

　　并不是所有的灵魂，都值得以这种隆重的方式纪念。更多的人，只是马路的匆匆过客，马路边的房子，也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座驿站。

　　霞飞路上（今淮海中路1517号）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园别墅，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豪宅，它建于1900年。一百年多来，从中进进出出的，都是风云一时的头面人物。

　　花园别墅为德国人所建。1912年秋，盛宣怀即来到了霞飞路，将别人的别墅，变成了自己的私宅。一段时期内，霞飞路的这座花园别墅，便与这个人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房子的新主人，是一位曾经的权臣。一年多前的1911年5月8日，摄政王载沣宣布成立新内阁，他赫然在列，是大清“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次日，“皇族内阁”发布了1号令，宣布 “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而这个政策，按照当时报纸舆论的说法，“外间多闻系盛宣怀一人鼓动。”

　　政策激化了各种矛盾，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连锁反应，最终让大清爆雷，走上了不归路，而盛宣怀正是那个拉响导火索的人。

　　大清亡了，对于盛宣怀而言，这不重要，或许“正中下怀”，偷着乐呢。他没有政治原则，迷信金钱，本质上是一个做“帝国生意”的商人。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李鸿章语），在轮船招商局“改制”过程中的巧取，对汉冶萍公司等国有资产的豪夺，在铁路督办大臣的肥缺上的揩油，让他一口口吃成了胖子，摇身一变为“清末首富”。

　　据台湾学者凌鸿勋统计，在铁路督办大臣的九年任职期间，清政府从英国借了1065万英镑，盛宣怀冠冕堂皇地吃了5%的回扣，美其名曰是按“国际惯例”。仅仅这一笔“帝国生意”，折合440万两的白银，便进入了他的私囊。

　　在公私不分的末世，又富可敌国，盛宣怀其实已处于险境了。所好的是，大清先于首富“跌倒”了。否则，首富再多的银子，还不都是让大清皇帝一口吃饱的囊中之物。

　　幸好大清死得快，也多亏盛宣怀跑得快。武昌起义后的10月26日，清廷将盛宣怀作为“顶雷”人，“将其革职，永不叙用”。《清史稿》中，赵尔巽谴责盛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看来清廷并没有冤枉他。有祸在身的盛宣怀，于10月28日逃离北京，经天津辗转青岛、大连，最终亡命日本。

　　民国建立后不久，远避日本的盛宣怀，在向袁世凯示好而取信于袁后，即回到上海定居。此时，大清的尸骨未寒。

　　大清亡了，一笔糊涂帐，也从此一笔勾销了，他身上所有的原罪，将一了百了，无人追诉了。四年后，他也在上海去世，留下了无数的遗产，仅白银就有1160多万两。

　　留下来的白银以及儿子盛重颐继承的这套花园洋房，袁世凯的民国觊觎过，蒋介石的政府惦记着。别墅也几经周折反复，频频更换主人，它迎来过曾任安徽省主席的陈调元，也入住过再造共和的段祺瑞。抗战中，此房被日本人占用。抗战胜利后，盛重颐在收回了此房不久，又卖给了荣德生。解放后归国家使用，三年困难时期，之妻叶群曾是这里的半个主人。中日复交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设在这座花园洋房中，后总领事馆迁至虹桥新址，现为日本总领事的官邸。

　　▲花园别墅里进进出出的头面人物（左起：盛宣怀、盛重颐、陈调元、段祺瑞、叶群）

　　1517号豪宅曾经的主人们，都随着时光而凋零。其中的主人盛重颐，在不得不惜别这栋深深的庭院之后，最终流落香港，晚景凄凉。他的朋友金雄白曾撰文这样描述：

　　“盛老住在英皇道的时候，已是贫病交迫，连医药费都付不出了，遇到熟悉的朋友上门，就讪讪告贷。那种凄惨的光景，谁又能想得到，不久前，他的住处像俱乐部一样的热闹，每天晚上笙歌宴舞，那彩色的灯光，是从地板上镶嵌的玻璃中打出来的……”

　　读完唏嘘再三。俗语所谓“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白云苍狗，造化弄人，哪里还要三代五世啊。

　　林森中路2号逸村（今淮海中路1610弄2号），也同样是一个让人感慨的地方。

　　这幢花园洋房，曾是太子蒋经国故居。1948年7月，他作为钦差大臣，口衔天宪，携妻蒋方良，子女孝文、孝章，住进了此处，掀起了席卷上海滩的一场“打虎”风暴，而这里正是最初酝酿的“风暴眼”。

　　蒋经国虽贵为“太子”，生活却相对简朴，在官二代中极为罕见。小蒋的清廉形象，已是此时的老蒋并不多的政治筹码了。

　　打虎运动大幕拉开，即大开杀戒，处决了因套取外汇、与孙科关系密切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以囤积纺织物资的罪名，抓捕了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但在查封了皇亲国戚孔令侃的公司后，蒋经国却遭到来自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巨大压力。

　　挨了枪子的，受牢狱之灾的，因为后台都不够硬，他们都去了该去的地方。而后台硬的孔令侃，自然毫发无损。孔老虎手眼通天，圣谕一下，将这个大老虎的屁股，列入“保护范围”，连“奉旨打虎”的太子爷也摸不得。信心满满而来，灰心丧气而去，太子主导的打虎运动以轰轰烈烈始，以草草收场终。

　　本来，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尚存一线生机，若能壮士断腕，痛下杀手，重整旧山河，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但要割自己的毒瘤，等于要自己的命，谁做起来都决非易事。

　　只能眼睁睁地江山易手，仓皇南逃，最终偏安台岛一隅。蒋氏的败因多多，有学者说，之败实败于家族，民国之亡实亡于上海，虽未全面，倒也不虚。

　　当年，逸村2号洋房的“风暴”，倘若能来得更猛烈些，蒋氏一败涂地或不至如此迅速彻底。

　　后来，洋房多次易主，它的价格也几经翻炒，一路飙升，堪比当年的风暴。吊诡的是，据说逸村2号洋房的新主人，为改革开放后来上海的台商。有人说，这是替老蒋父子收复失地与卷土重来，这种机缘巧合，可作笑谈，不必当真。

　　一条路，就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历史。名字变来变去，路依旧还是那条路。从霞飞路、林森中路，各领风骚。如今蝶变成淮海中路，依旧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摩登、最时尚的马路。

　　而坐落于淮海路上这些高墙深宅，不因时光的摧折而失色，因为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反而历久弥新，增添了几分沧桑后的妩媚。只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主人，渐渐地漫漶了身影，如今安在哉？永久产权也好，70年期限也罢，对于人生不满百的草木之人而言，神马都是浮云。无论大小与妍媸，房子终归都是蜗居的家，而不是蜗牛的壳，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豪宅与草堂，本身没有意义，是人赋予它以意义，人是宅子的灵魂，杜甫的草棚子，就是因为这个有趣的灵魂而不朽。

　　有趣的灵魂千金难寻，无聊的皮囊一文不值。没有灵魂，即便是再头面的人物，在时间的洪流里，终究都是高堂华屋、马路、城市乃至时光的匆匆过客，一副臭皮囊而已。而没有灵魂的豪宅，也不过天地间的另一种皮囊而已。

　　上海之大，不独淮海路的繁华。其容纳千千万万条马路和万万千千个弄堂，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背后往往都有自己隐密的历史。

　　东平路（原贾尔业爱路）9号的“爱庐”，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的住所。两人结缡，一开始被许多人视为政治联姻，一场媾和，实际上多为小人之心。

　　作为蒋宋新婚燕尔的爱巢，蒋特别喜欢这幢房子，但“领袖”忙于公务，来“爱庐”居住的日子并不多。西安事变中，蒋介石摔伤了腰，倒是辗转至“爱庐”，休养了一段时日，鸳梦重温，享受了“爱庐”中浓浓的爱意。

　　当然，“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位于重庆南路169弄8号的旧主人陈洁如，在与蒋介石共同生活了六年之后，于1927年被迫赴美，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连“新人笑”也无缘听到了。

　　离淮海中路不远，复兴西路上有另一座“爱庐”，叫“玫瑰别墅”。那是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公子孙科金屋藏娇的地方。玫瑰别墅的主人，是上海滩社交名媛，时任立法院长孙科的二夫人蓝妮（原名蓝业珍,又名蓝巽宜）。

　　造型典雅的三层小洋楼，藏着一位貌美如花的交际花，别墅自然就有了玫瑰的色彩。孙院长与蓝妮立下的字据，白纸黑字，信誓旦旦，也颇有几分笑料。

　　孙科的字据是这样写的：“我只有原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 孙科 卅五.六.廿五”。

　　其实，在立此字据之前，堂堂中华民国立法院孙院长，曾与上海进德女中学生严蔼娟秘密同居，并诞下一女。

　　俗话说，狡兔三窟。孙院长的金屋，仅上海也不止三处。位于番禺路60号的孙科故居和湖南路105号的孙科别墅，即是最著名的两幢。孙科买下湖南路的这座房子，还敲过隔壁邻居周作民的一大笔竹杠。

　　1945年8月16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次日，一位所谓重庆政府地下特工人员手持证件及孙科亲笔书写的信件，向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周作民借款两亿元法币，时值一千两黄金。

　　此前，坊间早有中央将派“大员”来上海接受“敌伪产业”的传闻，汉奸及有汉奸嫌疑者，大都惶惶不可终日，等待末日审判。一直滞留“孤岛”上海，既不积极抗日，也不公开附逆的“灰色银行家”周作民也惴惴不安。此刻，权势显赫的孙院长上门“借钱”，周总经理也只能“借坡下驴”，乖乖地拿出一笔巨款破财消灾。

　　抗战胜利后，孙科“五子（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登科”，孙科之“科”，名副其实。洋房美女，位高权重，他名下的每一“科”，都臻于天花板级的极致。

　　“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孙中山先生金光闪闪的金字招牌。先行者并没有走多远，民主还处于“训政”阶段，孙大公子就急于“五子登科”

　　——天下还没有打下来，继承者却忙于坐江山，分享果实了。民主革命至此，其实已是二世而亡了。

　　那孙先生革命的意义何在呢？他的初心，不会只是为了这“犬子”——不，是太子，也是公子，其实这仨字也差不多——的荣华富贵吧？

　　孙大公子玷污了那块金字招牌，也丢尽了他老爹的那张老脸。这位既爱江山的官二代，还是一位又爱美人，还见钱眼开的花花公子哥，他什么都爱，究竟“真爱有几分”？这糊里糊涂的爱，谁又能说得清。

　　上海的每一条马路，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个载体，承载着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这些叠加在一起，便构成了一座城市，以及这座城市的历史，构成了属于上海十里洋场的故事传奇。

　　对一条马路的认知有多深，全凭你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一条马路，考验着一个人的眼力。奥地利著名作家、哲学家，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把对象的感知过程说得很形象生动：“被感知之物在某种程度上向我们呼唤：这里还有进一步可看的，让我在所有的方面都转上一圈，同时仔细观察我、走近我、打开我、肢解我，一再地打量我并全面地翻转我。”

　　大上海的大马路，就是“被感知之物”，是我们感知的对象。她们有的一直“在场”，有的不得不被迫“退场”，而我们却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很多的时候，我们昂首阔步地走在一条条大路上，历史离我们也并不遥远，“历史现场”就在我们的脚下和身边，却对它们视而不见，看不到遍地的细节和隐喻。